气温陡降，到了乍暖还寒的时候。整夜雨，入夜来，天亮走，地上水迹在阴天风干。觉得约定俗成，雨又变了脾气，白日里接连不断。水是打着节拍来的，淅沥几滴，冲撞树叶和屋顶，然后轰隆隆，轰隆隆，突然，像是指挥握紧拳头，猛地收住。布谷鸟开始叫。我们透过窗户，看被风雨打掉的梅花。气温回升，阳光普照。武汉在这样的雨中和短暂的雨后是不急不躁的。城市火气大，三月后陷进骚动，按耐不住，直到烈日烧尽，过了十月清净下来。春日不绝的雨中，总有要埋头工作不停不息的欲望。

 

城市的声音回归了。路上，车辆急驰而过，飞扬的灰尘经窗户飘至地板，薄薄一层。小区挂上无疫情的牌子，黄昏时人们出来散步，门窗俱开，电视声音洒到街上，孩子重新出现在公园，搬弄花草的人迫不及待地松土嫁接。但我们要回去的那个世界和离开时大相径庭。走出武汉，要面对世界的荒芜。一艘漂泊数月的船靠岸，登上焦土。这一场始于武汉的危机，扩散到了世界，又有多少个武汉出现了。我们难以庆祝的心情迎接封锁的终结。每日清晨的关注由中国变成全球疫情，姥姥念叨欧洲的攀升的死亡人数。那不是德国，我说，是意大利。她说，哪里。我说，意大利，你记得么，你去过的，那个快被淹了的城市。她说，我记得了。

 

和安娜的电话变得密集，我们无不感到荒谬和无奈。她面对新一轮的居家隔离，给巴伐利亚带去“武汉经验”，熟练地开始备货。但也不是所有的经验都能移花接木。我们因口罩的问题发生争执，在欧洲那仍没被理解为正当的个体保护。在英的朋友正在考虑使用罩袍作为口罩的替代，寻找经由第三国或第四国的转机方案。两个月前，他们还在询问武汉需要的物资。公众对于政府举措的争论似曾相识，犹豫不决地处理恐慌的冲动和理性的规劝。我们付出的代价，没能超越国界和体制的边界，没能及时打破侥幸的心理，直到他国变得和武汉相似。意大利护士脸上的压痕，阳台上的歌声，来不及火化的遗体，这些其它空间的此刻，像是我们回忆的重播。春日的缅怀里，又添上循环往复的消极和挫败。

从始至终，处于疫区的人不过是渴望被理解，甚至超过了求生的祈望。与灾难同时而来的是不被理解的苦楚，被歧视，被驱逐，被流亡，成为不洁之人。面对隔绝和抛弃危险时，人都曾经在某个时候冒出来危险的想法：走出疫区，这样他们才能理解我们的处境。我们仍然为人，只是处于绝望和愤怒之中。然而，当它真正传播开来，理解没有到来，反而陷入更深的苦楚。为什么我们的痛苦没有被及时理解，让更多的人重蹈覆辙。当所有人成为武汉人时，我们倍感孤独。共同的承担没有安慰，只有懊恼、悔恨和责难。

 

这场疫情确实是不惜一切代价。但代价不止是病毒的生命威胁，还有那些让我们沉默的声音。医护冒着危险说话，记者冒着危险报道，读者要阅后即焚。选择真话，在此刻，便是不惜一切代价，抱着玉石俱焚的悲壮。人人要成烈士，要牺牲，不是去做崇高的事业，把持正常生活逻辑，就要像烈士一样活。我们以最直接的方式，了解到谎言的代价。它再不是无关紧要的，彼此明白的逢场作戏。知道谎言的谎言性，不能阻止谎言的杀戮。对抗谎言，意味着指向生命作为唯一的原则。让人活，让不必要死的人不死。即便我们手上没有真理。真相和真理在疫情的浓雾里退却了。我们环顾四周，赤手空拳里，只剩下真话。它无需依托机制，依仗他人之口，经过官方验证和深厚知识。它无需专家，国家，权威，历史，无关正确和错误，道德的崇高和败坏。真话是内向的，把心底的影子给拎出来。它只关乎对抗和克服自我。

 

疫情还没有结束，忘却的战争才刚开始。我们变换语言，尝试不同的记忆编码，所以这些细节不会重新消失在统一的声音里。不惜一切代价，甚至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语言。每一句假话都要缠斗，使其为争议，无法全身而退。记住，将成为无法攻破的堡垒。比要抹灭和管控它的东西活得更久。我们从疾病回到健康，进入一尊年迈疲惫的躯体，直面日夜兼程的记忆流失。周遭把喃喃自语当作是偏执和癫狂的前兆。健忘不再是自然的过程，不需要时间的介入。它成为选择，一个判断你是否“走出去”的选择。选择的另一面，记忆把人推到疯狂的边缘，冒着“走不出去”的危险，永久地困在精神的隔离和战场。

 

越是到了尽头，人们的情绪越是急不可耐，多一秒也没法等下去。疫情演变成一场清算。我们在此清算，长久以来的权力，盛行已久的观念。清算家庭关系，距离和温情，过往和余生。正如外界所说，我们积累了情绪，层层叠叠地像是一摞纸，挤压碾磨成浆，又变成厚厚的一摞。情绪的表达不是宣泄，不会像流水被疏导，了无痕迹。它是连绵不断的春雨。当这场疫情以机械时间被宣告结束和胜利时，情绪也会面对规定的范畴和航道，被细致地衡量到毫米。当我们的头脑被说服，记忆变得模凌两可，只有情绪是夜里双眸发光的动物，在未来的荒野上，趁虚而入。

 

作为幸存者，情绪是唯一无法选择和被选择的。它是我们活着的每一秒在死亡面前所遭的创伤，谁也没法规定它的大小和痕迹。我们也许误以为它是愤怒和欣慰，社会误以为它是抱怨和感恩。但是，愧疚将成为挥之不去的幽灵。愧疚不来自幸存者的身份，它是后悔，后悔没有早一点保住他人的声音，后悔让他们受委屈，后悔没有早一点喊出责任。这会长时间缠住我们，如鲠在喉，像鞭子一样抽打，时刻提醒着集体的责任。

 

愧疚的久存，因为宽容的人已经不在了。它不能一笔勾销，不能偿还，我们只能想象心生愧疚的对象，死亡是无法逾越的他者。那些口口声声说要宽容我们的人，我们并不需要他们的宽容。越是接近这一刻的结束，我们越是明白地意识到，没有在世的主体，拥有宽容我们的资格。至于我们能不能宽容他们，将是那些走出疫区的人，率先要解答的问题。

 

宽容只能使用一次。人不能重复地，宽容同件事和同个人。它会被作为道德的要求，施德者的品质。比起复仇，它是终结斗争和重回和平的姿态。在事件宣告结束时，宽容被当作是理应的情绪搭配。我们在法庭上听到被害人母亲原谅凶手的那一刻，无疑感到了终结的释然，人的“走出”和升华，完美的句号。要是母亲喊出，你们判你们的，我绝不原谅。我们充分理解她情绪的同时，又会对她的“走不出来”的余生，作出怜悯和悲观的判断。我们断不愿接受，被事件改变的余生，总想要跳出此刻，相信生命还另有可能。这是最脆弱之处，在无法惩罚和复仇时，我们望以宽容，做一个了结。

 

这样的脆弱面前，我们会忘记宽容的对象是不可惩罚的，宽容对着的是不可宽恕之物。使用它，要咬紧牙关，经了万分的痛苦，脱胎换骨，不再是终结的工具或权力的技艺。当宽容被大范围地使用，充斥在煽情的新闻和热泪的大会，被列入教育的课程时，它变成了社会仪式进入我们的日常，从而失去了本身的意义。宽容永远是罕见的，例外的，摆脱人性归宿的壮举。这决定了宽容不会以集体形式，它永远是少数的。

 

当我们走出武汉，发现回不去常态，回不到已知的世界，无法在假象的终结里获得心里的释然，与此同时，又比任何时候更清楚，自己失去了被宽容的可能。那时候，我们才真正面对选择，是反抗，还是宽容。

 

文章原题为“走出武汉，面对世界的荒芜”